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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我们同船下忠州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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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我们同船下忠州


    

    1968年,文化大革命进入第三年头,社会秩序一遍混乱,大学、中学已经三年没有招过生,从小学到初中再到高中的六六、六七、六八级三届毕业生全部滞留学校,既不能升学,亦无法安排就业,成为了社会的包袱。这年的12月,毛泽东发出“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当时,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就是“圣旨”,全国各地闻风而动,一场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在全国展开。“上山下乡”的对象主要是中学生,包括所有被称为“老三届”的六六、六七、六八级三届的初中和高中毕业生。




    1969年1月初就开始动员“上山下乡”了。当时的政策是除个别病、残者外,一律下农村。学校动员的人说:南岸区第一批下乡的知青是到万县地区的忠县,距重庆不算远,条件不错,是长江流域的鱼米之乡。至于后面几批到什么地方,就不知道了。

    我们哥俩既没病,又不残,没有理由不去。既然早迟都必须去,干脆早点走算了。与平常要好的同学一商量,大家都赞同,于是就报了名。接下来就是置办下乡的行装和办户口迁移手续。

当时物资极度匮乏,绝大多数商品都要凭票供应。也算政府(当时叫“革委会”)考虑得周到,所有下乡的知青,报名后都领到了十多张购买各种商品的票,有布票、棉絮票、洗脸盆票、口盅票、电筒票、电池票、胶鞋票、牙膏票、肥皂票、香皂票以及塑料布票(购买用来包裹铺盖卷的塑料布)等,各种名目的票只是表明你可以凭票购买对应的商品,当然,钱还是要自己出。我印象中当时购买一个知青所有凭票供应的商品大约只要十多元钱就够了。



    为了方便知青购买,南岸区百货公司在上新街灯光球场摆开摊子,集中供应下乡知青物资,所有的东西一下就买齐了。我记得凭票购买的做被单的白布,还是我和同学王晓阳一道,去五院附近的兴龙湾小学,借用他妈妈的朋友家的缝纫机加工成被单的。

    到1月底,置办行装和办理相关续的都相继完成,收拾行装的工作也是我和哥哥自己动手完成的。妈妈怕我们冷,要我们带两床被子一床垫絮外加一床毛毯,连同一年四季的衣服打成三个硕大的铺盖卷,另外还有一个装洗脸盆和洗漱用具的网兜。准备走的时候,哥哥用一根小扁担挑两个铺盖卷,我背一个铺盖卷和提网兜。

    报名后,学校会同南岸区知青安置办公室按忠县各区、公社的接收名额将所有知青分配到相应的公社。我们报名时就说好了下乡后哥俩要在一个生产队,于是我们和另外三十多个知青被分配到忠县白石区的巴营公社。

    南岸区第一批知青下乡时间定在2月8日(农历腊月二十二),距离1969年春节只有八天时间。真不知道是谁做出的这个决定,把知青们赶到举目无亲的农村去过年,实在是太不近人情了!

    通知要求第一批去忠县的知青于2月7日上午10点在上新街三十九中操场集合。

    7日早餐后离家,妹妹和姑婆一直把我们送到上新街的三十九中后才离去。

    上午10点过,南岸区革委会在三十九中操场召开欢送会,第一批下乡去忠县的知青每人都发了一枚毛主席像章和一本《毛主席语录》。由于南岸区第一批下乡去忠县的知青有一千多人,尽管已经按落户所在公社分了班排连,也指派了带队的老师,但现场仍然是一片混乱。由于人太多,当天晚上分别在区委礼堂、三十九中等好几个地方住宿。我们被分配在三十九中的一栋教学楼二楼的一间教室留宿。我们把行李放在教室,由同伴们轮流照看。带队的老师告知我们,次日上船的地点在玄坛庙码头,但具体的出发时间不清楚,让知青们等候通知。

    当天,上新街的所有大一点的餐馆都停止对外营业,专门为下乡的知青服务。我们的中饭和晚饭好像是在当时的安源饭店吃的。

夜幕降临了,腊月夜晚,寒气逼人,知青们都是第一次出远门,大家都不敢解开铺盖卷睡觉,怕通知出发时来不及打铺盖卷,于是只好龟缩在教室里,忍受着寒冷和瞌睡的双重折磨,等待着出发的通知。
    8日凌晨两三点钟,只听见教室外面的走廊有人在喊“走了哦!走了哦!”,各个教室的人纷纷涌出来,很快汇成一股不小的人流,没有人指挥,也没有交通工具,黑夜中,大家背着自己的行李,好像是被人流裹挟着往玄坛庙方向走去。

上新街距离玄坛庙大约有六七里路,基本上是一半公路,一半小路。从上新街到下浩是公路,道路宽阔,又有路灯照明,行进的速度相对要快一些;从下浩到玄坛庙全是坡坡坎坎,转弯抹角的小路,特别是下浩老街那一段路,有的地方还没有路灯,大家只有放慢速度,相互提醒,相互搀扶,小心翼翼地摸黑通过。过了老街东头的下浩联合诊所,就能看见长江和江对岸的市中区了。接下来就是一条与长江平行的石板路,坡坎也不大,即便没有路灯,借着江边轮船和对岸市中区灯光,也能看得见路。大家稍微加快前进的速度,不一会儿就看能见玄坛庙码头上停靠着的“人民26号登陆艇”了。





    “人民26号登陆艇” 俨然是个庞然大物,严格来说,不应该叫登陆艇而应该叫登陆舰。据说,它的身世也的确不简单:1944年,美军为诺曼底登陆,建造了一批登陆舰。二战结束后,美国将部分舰艇赠予当时的国民政府,国民政府又将部分舰艇划归民生公司使用。解放后,这部分船只划归重庆长江轮船公司作货船,统一编号为“人民XX号”。眼前的这艘“人民26号登陆艇”就是其中的一员,至于它到底参加过诺曼底登陆没有不得而知。当然。这是后来我在查找送我们下乡的登陆艇的资料时才知晓的。

    言归正传。

    1969年2月8日凌晨五时许,重庆市南岸区玄坛庙码头,枯水季节江水退去后露出的大片河沙坝此时人头攒动,下乡的知青和送行的亲人、同学、朋友正抓紧最后的一点时间,依依话别,登陆艇指挥塔上的探照灯不时掠过人群,雪亮的灯光下,离别的泪水清晰可见……

突然,几声短促的汽笛声响起,这是登船的信号。知青们告别亲友,迈着沉重的步子,陆续登船。

    “人民26号登陆艇”为运送下乡知青,特地在它的左右两侧加挂了两艘驳船,用钢缆固定。此时的登陆艇像挎了两个包袱,显得十分臃肿,哪里还有一丝驰骋战场劈波斩浪的影子?

    到了登陆艇的里面,才感觉它的空间比想象的要大许多。就视觉而言,说它里面可以开坦克,好像还小了;说它里面可以再容纳一艘同样大小的登陆艇仿佛也不夸张。此时的登陆艇和两艘驳船的船舱内,冰冷的钢板上铺着草席,上千名知青和上千件行李把船舱基本上占满了,但剩余的地方还可以让知青们挤在草席上睡觉。

    六时许,一声汽笛,“人民26号登陆艇”拔锚起航,一时,船上、岸边哭喊声一片,人们不停地挥手、拭泪……其情其景,悲壮而又凄切,很容易使人想起“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的诗句。轮船终于离开了码头,带着船上一千多知青向忠县驶去。

    毕竟是少不更事,刚才还眼泪婆娑的知青们,一个个又擦干眼泪,有说有笑挤上甲板,去观赏江边的景色去了。

    凛冽的寒风中,登陆艇顺江而下,把长寿、涪陵、丰都、高家镇等一个个江边小城,甩在身后……

    甲板上,一个身披军大衣,操一口浓重忠县口音的中年人,指着两岸陆续闯入视线的乡镇,给身旁的知青们介绍:这是新生镇;这是乌羊镇……

    突然,前面江面渐渐变得开阔起来,江心出现一片种满蔬菜的平坝。中年人给大家介绍:这是唐渡坝,属于乌羊区。过了唐渡坝,转过前面那个湾,就到忠县了。

    果然,当登陆艇慢慢转过前面的那个湾,长江左岸出现依山而建的成片房屋,想必这就是忠县了。突然,人群中不知谁人高喊了一声“到家啦!”,紧接着又有不少人附和,高喊“到家啦!到家啦!”,我心里不禁一紧:谁知道,等着我们的,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家?

    下午四时许,登陆艇在江面划了一个圈,船头调转朝上,慢慢地靠上了忠县江边的趸船。

    此时的岸上,早已是锣鼓喧天,彩旗飘扬,数十只唢呐吹奏出欢快高亢的迎宾曲,欢迎的人群,在河坝上足足排了有好几百米。知青们背着行李,穿过夹道欢迎的人群,走过县城的河街(靠近河边的一条街,是县城的下半城),前往“县农训班”住宿。“县农训班”在县城的东面,距县城大约有三里路,据说以前是县委党校,“文革”期间,党校停办,改为“农训班”,作为县里面召开区、社、大队干部会议的地方。

    知青们背着行李,步行半个多小时,才到达“农训班”。接下来,按班排安排住宿。“农训班”住宿条件极差,只有楼下的房间有床,楼上的房间睡铺有稻草的地铺。

    晚饭是在“农训班”吃的,算是县革委出面为重庆来的知青接风。晚饭后,不少知青摸黑到两三里外的城里去转耍,一时,小小的县城失去了往日宁静,大街小巷手电筒乱晃,甚至还有打架闹事的。

    当晚,同学王晓阳找到我,说只要带队的老师同意,可以调换落户的地点,他想调换到我们要去的白石区的巴营公社。我马上与他一道找到带队的老师,一说即成。于是,原定去官坝区的王晓阳就和我同在一个公社了。

    按照县知青安置办公室的安排,第二天,由县里派车(船)分别将知青们送至各自的公社。

    2月9日,乘船的知青一早就出发了。乘车的知青根据车辆调度安排陆续出发。我们去白石区的知青,上午自由活动,下午一点钟出发。

    上午自由活动,我们公社的十来个知青相约到县城转耍,花了一个小时就把县城的大街小巷转了个遍。当然,也看到了汉阙。但当时不识货,不知道它的价值。一行人转至十字街,在照相馆合影留念(照片中第二排右1系带队的老师,好像姓艾)。




    下午一点,我们准时来到忠县粮站,乘县里派的解放牌大卡车前往巴营公社。

巴营公社距离县城仅18公里,海拔超过800公尺,因战国时期巴国“刎首留城”的将军巴曼子曾在这里扎营而得名。此前,公社早就将我们这批36名知青分配到所属的各个大队,由大队再分配到生产队。

    从县城到巴营公社的18公里的路程,海拔落差近700米,解放牌大卡车开了近一个小时才到。

    我们的车刚刚停下,早就等候在公路边的公社干部和接收知青生产队的干部一涌而上,帮助知青们拿上行李,簇拥着知青们到了公社礼堂。

    在简短的欢迎仪式后,公社干部开始宣布每个大队、生产队分配的知青名单。每念一个知青的名字,就有这个生产队的干部站出来招呼,把这个知青领走。不一会,36名知青就一个一个被各自生产队的人领走了。

    我们兄弟俩要去的生产队距离公社倒是不远,仅五六里路,但有一半是陡峭的山路。生产队的队长带了几个人来接我们,他们拿上的行李在前面走,走得很快,我们兄弟俩不时要小跑几步才能跟上。到了生产队,天色已经暗下来了,队长直接把我们领到了他家。

站在队长家门口,我的心中一片茫然,听到队长娘子的招呼,才懵懵懂懂地跨进了队长的家门。此时的我,距十七岁的生日,还有四个半月……



                                   2017年2月8日于重庆



最后编辑重庆老知青 最后编辑于 2018-09-21 14:3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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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骨铭心的记忆,详略恰当的叙述,真实地反映了下乡时知青们所遭遇的一切。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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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下乡的时候,船走了两天,车走了两天,最后人还走了半天。相比乌蒙大山里的穷山僻壤,楼主还是比我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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