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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知青回忆录(转载)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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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走上征途》


作者:老知青


          1970年1月29日,我和昆明盘龙,五华区的182名“知识青年”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我们坐在大卡车里,大家都坐在自己的行李被包上,沿着一条推土机推出来的土路,一路颠簸黄土纷扬。汽车在畹延s型的山路艰难的缓缓趴行。每天到了小旅社,我们都变成了灰堆里出来的人,每到一客站,爱清洁的女生们都忙着找水洗尽当天的灰尘。经过六天的长途跋涉。受尽了黄灰吞咽和旅途的颠簸。终于到了大勐龙的小街.一条断桥挡住了汽车去路.我们只能从这边下车扛起行李,艰难地从桥梁上颤抖经过,换乘上那边的另一辆车。往前行驶,路越来越窄.穿过一条两边长满飞机草,坑坑哇哇只够汽车行走的小路。到了当时的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一师二团八营一连。我们看到的是一片刚砍伐不久的森林和山间的茅草房。远处山坡上冒着缕缕青烟。一道简易的连队大门两边站满了比我们早来的上海、北京的老知青。他们刚从山上下来身着打着补丁的破旧衣裳,腿上绑着用白布做的打到膝盖的蚂蝗袜。肩上扛着斩坝用的大砍刀,像部队一样列队欢迎我们。但是面对眼前的情况,大家的情绪越来越不好,有人忍不住发起了牢骚“美丽的西双版纳所为头顶香蕉,脚踩菠萝,不小心摔跤还可以顺便捧起一把花生米的乐园。原来就是这个鬼样子!这不是把我们送到老山上受苦吗?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越觉得鬼火直冒。必竟是16-17岁的小孩发起倔犟睥气,有的哭,有的骂。大家邀约着坚决不下车。这时老上海们都来到车旁,抬头对着站在车厢里的我们,热情地招呼着,耐心的安慰着。这时我想起了当初我是因为眼睛近视不得“参军”到建设兵团来的。因为我和殷华,王燕我们三个女孩是最要好的朋友,要去我们必须一块去,否则一个都不去。我们硬是缠着老师和领队,好不容易才争取得来的啊!心情是相当矛盾。一个大姐(沈瑾瑾)用手拉住车厢板,用夹着上海口音不标准的普通话对我说;“小妹妹快下来,几天了你们辛苦受累啦,下来洗洗吃点东西吧,乖听话啊!我看着他们的微笑,和诚恳之情,深深地被感动。不由自主的下了车,,车上的昆明知青同学们边哭边骂我是个叛徒,说好了不下车的为什么要带头下车?我的心里难过及了。经过一阵混乱,最终还是经不住老知青们的安抚和劝解,大家才先后下了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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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连队生活




       我们当时到的连队,在整个八营来说算得上是个老连队.有上海老知青和一些支边农垦师傅们的前期奋斗。连队建成了用竹子搭的茅草房四合院.让我们刚下去就能有个安身之地。只是一下子来那么多昆明人,没有那么多的床。我们被安排在通风凉爽的茅草房里,男生女生各在一间睡大通铺.说是建设兵团军垦农场,指导员连长都是现役军人.但我们很少见得着他们.一般情况下都是杨有学,徐明光等老师傅和老知青来带我们小知青的.

       记得刚到连队的那天.下车后经过简单的清洗.连队为我们举行了欢迎仪式,全部昆明人集中到操场上聚餐.没有桌椅,十个人围成一个"圆桌"蹲着吃饭.中间放一盆没有丁点油水的莲花白(上海人叫卷心菜),一桶米汤和泡小米辣.看了就没什么胃口.喔!原来他们就这样欢迎我们啊!再一看,老上海们端着饭盒总是用手肘掩盖着饭碗,从我们身边走到他们的宿舍去吃饭。大家心里不太高兴.有爱多管闲事爱问为什么的人,悄悄跟着去看个明白.原来老知青们只有一碗光饭,什么菜都没有啊,那时我们才真正感觉到生活的艰难困苦。这样一群从北京上海大城市来的老知青是那么的可敬可爱。他们把困难留给自己,方便让给别人的先人后己精神深深地感动了我们。
       当时生活用品相当欠缺,很长时间才发一点点两个人一块肥皂,四个人一聤罐头。知青回家探亲大包小包带的都是城里也不多的干菜和每家平时积攒供应票购买的物品。谁有东西都会拿出来共同分享,从此来自五湖四海的知青们建立了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那种纯洁朴实的友谊,使我们至今都难以忘怀。
       我们被分别编到各班里,我的班长是上海知青潘良勇和丁有为。我们班有昆明人,上海人有支边来的老哥老姐12人。连队为了尽快让大家有一张单独的床,刚到几天就安排我们上山砍毛竹(直径15cm以上)的每人1棵。接受任务以后,我们腰间系皮带斜插大砍刀,腿绑蚂蝗袜。三三倆俩邀约上山,因为近处的竹子都砍伐得差不多了,我们只得到很远的地方去,顺着山间的小路,翻山越岭于西双版纳的热带雨林中。为找到需要的毛竹,大家只有分开行动。我和张云芝结伴为一组。从早到晚又苦又累浑身上下都被汗水浸透,脸和手都被山上的荆棘划破,我带的背壶的水喝完就在山沟里捧点泉水喝。好不容易才砍了一棵,修掉竹叉打掉稍还有6-7米长,两个人一前一后扛着连身都转不过来。每走一步都很艰难。别说按要求完成任务再砍一棵啦。走着走着看到满地的竹叉竹叶,哦!又回到原来的地方。(就是大家说的鬼打墙)我们迷路啦!眼看天色已晚,因为大树投影的遮阴更是连路都看不清。山上只听到风吹树叶和鸟叫的声音。我们心里又着急又害怕。我的同伴吓得哭了起来,我差点也哭了只是不好意思,忍着没哭出来吧了!突然!远处传来砍竹声,我们赶快顺着响声找过去。见到一个中年男子,砍了五根大毛竹放在那里,他头发稀疏稍稍显胖,看上去有点干部风度。只见他满脸汗水顺着脸陿往下淌。他看到我们赶紧向我们打招呼。你们怎么还在这里啊?天快黒啦!快走吧!我们俩见到他就好像见到救星和见到自己的父母一样。一下子嚎啕大哭了起来。他一边忙着安慰我们,一边把我们的竹子和他砍的捆在一起,用树滕把两头扎牢。我赶快帮忙去拉另一头,可是他完全不需要,叫我们空手跟他下山,他在山坡上找好坡度,把一大捆竹子从上往下梭,反复多次摆弄就下到坡脚了。然后把竹子给我们一人一根扛着回到连队。那时天已经黑了,到处是微闪着的星星点灯,茅草房里点起了煤油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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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我们的班集体




       我们到了连队不久又先后来了一批批上海、重庆知青。我们也就自然升了阶级,不再单单我们是小知青。人员增多、班组编制进行调整。我被提升为班长,王世荣是副班长。我们这个班由七个昆明人;他们是兰莲珍,王世荣、吕培根、何安、黄东山、郑东昆、张兰英。和五个上海人;他们是陈佳琦、徐云霞、刘启全,陈龙成、陈银伟。大家千里之外离开大城市来到版纳,就是一种缘份。再加上文化大革命的红色思潮的影响,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做毛主席的好战士是我们每个兵团战士的心愿。人人都具有很朴素的无产阶级感情。个个遵守兵团纪律和规章制度。每天出工前的一小时必修课就是“天天读”老三篇。以班为单位搬块木头当座凳围成圈。刚当班长的我真象个憨包。开个班会首先就脸红,心慌心乱不知道从哪讲。好在大家都是十六——十七岁的小孩,讲成啥就是啥,没有谁会叽笑我。我得感谢全班战友为我提供的工作锻炼机会。感谢“天天读”,它让我炼大了胆,炼红了心,炼出了激情。炼出了“扎根边疆志不移,誓叫五州飘红旗”的决心,干革命的劲头更足了。

       我深深地感到我肩上的担子的沉重,既然是一班之长就要不负众望,无论如何下决心把我们的班集体带好和管理好。首先自己以身作则,二是关心每一位同志,三是营造团结和谐气氛,四是建立一支特别能战斗的突击队。我是这样想也是这样做的。在连领导和老知青的帮助支持下,我和我们班都成长进步较快。我们不会忘记在那赤日炎炎的版纳开荒斩坝;挖梯田;种橡胶。年复一年脸朝黄土背朝天的辛勤劳动,我们班都是冲在最前边。累了稍稍休息一下,昆明的小个吕培根总是最活跃的积极分子,他主动端水送到累得不想动的战友面前。又不知疲倦地去砍芭蕉叶给我们遮荫、扇风降温。号称“大喇叭”的陈佳琦总是会为我们唱一段京剧样板戏《智取威虎山》帮助大家解除疲劳。上海人“小不点”刘启全被蚂蚁咬了总是爱开玩笑找班长撒撒娇。张兰英是吃得苦耐大劳的“拖拉机”。我们吃的是小米辣加盐的开水泡饭,干的是超负荷强度的体力劳动。那时的情景正像一个老上海最近从网上发来的一首诗:“我们上山下乡很累很累,却能自得其乐;我们开垦种植很累很累,却能活得洒脱;我们一生追求无功而归,却是岁月如歌;我们真诚生活沧桑依旧,却是时代英雄”。现在回想起来真是那么一回事。当时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安家的思想教育着我们。年轻人热情高,工作干劲大,政治上积极要求进步。农场大会战没有一个装熊。拼死拼活都要完成任务。那年我先后被评为兵团“五好战士,”和“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我们班被评为“先进班集体”。后来我还参加了东风农场学哲学用哲学演讲团。72年4月由老上海知青甘诵芬介绍我加入了共青团。这些荣誉归公于兵团党委的领导和培养,归公于全班战友的努力。只是大家一样的付出,一样的辛劳,这种好事都首先落在我头上有点不好意思。实际上也是当时做好知青工作及农场发展的需要,我自己并没有多大的本事。我感谢东风农场党委!感谢关怀过我的每一位同志!感谢他们给我较好的工作平台,让我在人生转折关键时期,树立了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让我从政治上很快成长起来!
       我们这个班是个温馨和谐并特别能战斗的集体。我们全班建立了深厚的同志、兄弟、姐妹情。以后兵团改制成农场,我被提为副连长,调往新的连队大家都依依不舍。至今三四十年过去了,那时的一幕幕都难以忘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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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农场里极左思潮的影响




       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东风农场从上到下都是坚持农业学大。在“先治坡后治窝”的影响下知青们起码的生活都得不到保障。我们这一代年轻人自然也是热血沸腾,从大城市北京,上海,重庆,昆明来的有知识有文化的青年人。见多识广又怎样?成绩优异的顶尖生又怎样?你是来接受当地老工人再教育的啊。当时西双版纳的生活是那样的艰苦,照理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没有住的,没有吃的。都可以发扬南泥湾精神,发挥大家的聪明才智,烧砖瓦盖房子、科学种菜等方式来改善生活。但是,那时偏偏行不通啊。宣传的同一个声音“宁要资本主义的草、不要社会主义的苗”。有的知青把城里带来的菜籽,靠自己辛勤的劳动,偷偷在房前屋后种棚瓜,围块菜地、或者从附近傣族寨子里买鸡仔来养。但是连队组织一次反封资、修的检查,当作割资本主义的尾巴,就得把所有的瓜棚、菜地毁掉。养的小鸡被活活打死。最后的结果就是甘熬着艰苦的岁月,当一个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罢了。更可笑的是山上劳动,顶着二十七八度的太阳不戴草帽,为的是“晒黑皮肤炼红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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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白天拼命战天斗地的劳动,晚上黑灯瞎火下吹牛聊天,业余生活相当枯燥。有时八分场场部放影,我们既把它当作政治任务,也当作是文化生活。收工后吃过晚饭,我们都得从各个连队的四面八方,带着小凳步行几公里山路赶到场部看露天电影《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等八个样板戏。来观看的有知青、有老工人、有寨子里来的傣族老波涛、老咪涛、(婢)小龙英、(婢)小龙宰。有凳的坐中间,无凳的站两边,有的站着卬着头观看的;有的爬到附近的树叉上;也有把孩子架在肩头上的。人群中不时地看到傣族婢宰用电筒光,一闪一闪的照在美丽婢英的筒裙上,双方有意、心心相映就邀约着离开,到别的休闲人静地方谈恋爱去了。知青们也借次机会约见同学、朋友,边看边聊、相辅问候、了解各连队情况。很晚我们才顶着月光步行山路回到连队。       那时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不抓阶级斗争一切都不灵。记得有一天晚上连队集中开批判会。我们大家都带着小凳坐在球场上,只见一条用纸写的批判大会的标语挂在当中。随着大会的开场,一个头戴高帽的人被押了上来。下面有人带头高喊“打倒闫荣杰”!“闫荣杰是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知青们在什么都不知晓的情况下,也跟着举起拳头喊出了打倒闫荣杰的口号。接着又听到闫荣杰是特务、汉奸!闫荣杰必须老实交代!我当时想谁是闫荣杰呀?我杂个不认识。定睛往台上一看,戴高帽的人头搭拉着,脸上没有一丝表情。哦!那不是在我们刚到连队时,去砍竹子迷路曾经帮助我和张云芝的好人吗?我想他怎么会是坏人呢?他在我心中是多么好的一个人啊!那天要不是他啊,我们早就被深山里的老虎吃了呢。我怎么也不相信他会是个走资派、叛徒,特务。再说走资派是什么呀?叛徒特务又是什么?一个个儗问在我心中升起,但我只能悄悄在心中深深念到“闫荣杰决不是坏人”!混在批判人群中我就没有跟着举起拳头,没有喊出批判的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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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随着七六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结束。通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过去的一些极左思潮和错误行为才得到了正本清源。听说闫荣杰86年担任了东风农场的场长,后来调到昆明的橡胶厂任党委书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打倒了“四人帮”把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改革开放上来。我们才逐渐弄明白一些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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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同志、兄弟、姐妹情



       我们在连队的那时侯,每天都要整齐列队出早操。向毛主席早请示晚汇报是常规课。老三篇中张思德的为人民服务精神;愚公移山挖山不止为子孙后代造福的精神;白求恩同志的国际主义精神,渲染着我们的思想,鼓励着我们一代知青人成长。
       曾经有那么一天:夜幕降临四面群山环抱的四合院,那时已经到了掌灯的时候,我们连队的知青们像往常一样,分别都在茅草房的宿舍里,三三、两两吹牛聊天,你谈大上海黄浦江,我谈昆明西山睡美人,他谈北京天安门,天南地北样样吹。睡得早的人在床上隔着竹排墙听着,不时地还插上几句话。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说说笑笑好开心啊!大约10点30分左右,一部由远而近的55型拖拉机的声音传来,一会就到了连队的操场上。我们感到情况异常,这么晚了难道有什么事情会发生吗?正当大家疑惑之时。一声声急促的哨声响起,不到十分钟全队的人集中在操场上,当时的气氛相当紧张,没有一个人讲小话。八分场的教导员牟绍福同志首先叫我们集体背诵毛主席语录,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共产主义精神的一段话。以后就开始激动人心的动员,他告诉我们说一个老职工的家属,在农场医院生小孩难产大流血,生命危在旦夕。因为我们边疆的医疗条件差,离省城大医院又远,只有就地抢救,需要大量的鲜血。同志们这是阶级姐妹的生命啊!我们不能让一个人还没等他说完,我们有的知青早就开始热血沸腾啦!人群中有人大声喊着我们要献血!接着队伍里发出了激昂的声音“学习白求恩我们要献血”!“让我们献血!”“算我一个!”“一定要把鲜血献给阶级姐妹!”。连队的领导叫大家安静,需要一个个报名,这时,整个会场都乱了。人人争先恐后挤到前面,几乎全队的知青都报了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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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领导叫我们先回宿舍休息,等侯党支部筛选确定批准献血人员名单。回到茅草房我们都等不及了,闲聊的内容变成了义务献血的话题。谁能被批准,谁就是最光荣和最幸福的人。短短的20多分钟,我们感到十分漫长啊到底会批准哪几个呢?我的心里就像15个木桶在井打水,七上八下的。心里念到如果我被批准了该多好啊!又一次哨声响起!这可是我们为阶级姐妹挽回生命的关键时刻。领导宣布的第一个名子就是我,这可是党对我的信任和考验啊!一下子我的热血直往上涌,我是多么幸运之人啊。还有其他七个战友也被选中。我们的心里又高兴又激动。所有榜上有名的人都高兴得跳了起来,太好了我们得参加献血啦!领导念一个名就往拖拉机上一个人。这时没有被批准的人吼了起来,我们也要献血!我们也要上车!领导的宣布早已不起任何作用。55型拖拉机身较高,知青们一个个往上爬。先上去的伸手拉下面的,下面的托着往上爬车的人。一个个拉都拉不住、拼命地往上爬。尽管领导们都在喊:不能这样,拖拉机载人有限,注意安全。但是,谁都不愿意听。直到拖拉机车兜被站立的人挤得像插筷一样,没有一点空隙。领导一再讲为了交通安全下来一部分人。但是没有一个愿意上去了再下来的。时间一分钟一分钟过去,医院里急等输血。没有办法,拖拉机开始启动在坑坑洼洼的山路上缓缓慢行。大约半个多时辰,终于平安到达东风农场厂部医院。我们排起队一个个撸开袖子、露出手膀抽血化验血型。大家焦急地在医院化验室门口等待结果。经过检验有四个战友与患者ab血型相吻合,我们只有深表遗憾。只能由他们代表我们的心愿啦!就在那天深夜有昆明的郑世民、上海的陈龙成、刘启全、还有哪一位至今我已想不起来了。他们四个的鲜血流进了阶级姐妹的血管里。那天回到连队天色已是拂晓。折腾了一夜,大家心潮起伏夜不能寐,没有一个睡好觉的。第二天照样上山拼命干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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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队献血告一段落,但是我们的心情还是久久不能平静。一是挂念患者生命保住否?二是四个献血战友需要关爱。在那艰苦的年代里,物质生活需求十分缺乏,平时食品就少。更谈不上营养品,除了厂部给的每个献血者一点点红糖,和少量的鸡蛋就没有更多的补品。我们全体知青自动组织起来,有的帮助他们的生活起居,有的山上干活帮他们完成任务,有的把自己家里寄来的食品拿出来,那怕是一颗水果糖都集中起来给他们补身体。后来我们得知这个患者不但生命保存,而且还生下了一对双胞胎。这是用我们的真情真意和四个知青的鲜血换来母亲的生命和孩子啊!我们感到欣慰!
       这件事已经过去近40年,当时那种毫不利己的白求恩精神,那种纯洁的同志、兄弟、姐妹情,深深扎进了每一个知青的心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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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为建设橡胶基地献青春



       70年代初,为了扩大胶林和干胶生产,大批的知青上山下乡,组成了一支强大的生力军扩充到东风农场。我们到西双版纳后从建设兵团改制成东风农场的过程中。接受的是建场之初部队现役、服转军人、湖南、云南景东等地老职工艰苦奋斗的再教育。领导大会小会动员灌输的是橡胶、钢铁、石油、煤炭四大工业原料是我国国民经济的主要经济支柱。橡胶是军需民用必不可少的重要原料,没有天然橡胶飞机不能上天,汽车不能奔跑,国家不能富强。我们要为祖国种出"争气胶"。我们唱的歌是上海老知青教我们的:“我们这一代青年人将亲手把我们一穷二白的祖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将亲手参加埋葬帝国主义的战斗,任重而道远,有志气有抱负的中国青年一定要为完成我们伟大的历史使命而奋斗终身,我们一定要下决心一辈子艰苦奋斗。”就是这样一首歌,鼓舞鞭策我们各地知青在农场奉献了十年青春。在十年的知青生涯中,开荒斩坝种植橡胶,我样样亲手做过。我们到老分场的胶林中去拣橡胶籽.回来后将一稞稞整齐排列,让它们乖乖睡在沙床里。用喷壶喷洒,每天保持足够的水分,直到橡胶籽发芽长出嫩绿色的幼苗。经过精心呵护,长到20-30公分高后,搬到苗床里,由苗圃班进行管理。那时八营一连的苗圃班长是我们昆明女知青王玲玲。(她现在已经成为云南财经大学教授和有名的教育专家)柔弱的胶苗经过苗圃班的同志精心护理和培育,逐渐根深叶茂就可进行芽接,为进入橡胶梯田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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