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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个知青 (来自搜狐)
2019-06-24 12:54



知青老费告别我们这个村庄的那天早晨,我仍然像没事人似的去上学。头天夜里,老费在我们家同我父母聊天聊得很晚。他走的时候,我只听见院里的大黄狗胡乱地叫了几声。


我们家正式成为知青的房东是1971年。那一年的深秋时节,有一天父亲从村上开完会,回家对母亲说,城里有一批知青要下乡插队了。公社来通知,咱村里要来十几个。队上暂时没有知青点,就考虑先安排在住户里。咱是干部,书记让带个头,给咱家三个名额,全是女孩子。母亲说,你咋没回来商量商量就答应了,你看咱家的地方也不宽余。父亲说,还有什么商量的,明天中午就来。书记说了,咱这村从东到西一百来户,属咱们家最干净。知青都是城里孩子,爱讲究,你就受受累,赶紧把上房归置出来吧。父亲说归置,其实也没什么,无非是把几件农具和一个木头衣柜搬到厢房,再把屋顶和地面打扫一遍。土炕上没有炕席,露着金黄色麦秸秆的泥巴面平平地四下散开,仿佛是胖女人的肚皮。第二天上午,父亲从村上领来一领炕席,算是村上对知青的见面礼。按照约定,知青不在房东家吃饭,要么自己做,要么吃食堂。知青们没有在农村生活过,不知道怎么烧柴锅,也不知道怎样蒸窝头、贴饼子,他们刚一到我家就决定吃队部食堂。母亲说这样好,免得都不方便。


知青们什么样,他们会唱歌会吹冲锋号吗?带着种种猜测,我和玩伴们度过了漫长的夜晚。在我们村的东北、西北和西南三个方向,分别设立着电台,有军用的,也有民用的。在政治挂帅年代,民用也是军用。既然是军用,就少不得军管。三个电台,每个都有警卫部队,大点的一个连,小一点的一个排。每天早晨,天还没亮,司号员就把起床号吹响了。然后,就可以断断续续听到解放军出操时所喊的一二三四。农忙季节,部队会主动派战士到村上帮助劳动,像收割、插秧等等农活。还有特殊的时期,部队搞野营拉练,或部队换防,我们这里就经常可以看到成百上千人的部队。他们从我们的村口路过,队伍非常整齐,大声地高唱着《学习雷锋好榜样》和《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我们这些光着屁股的小孩子远远地趴在墙头、麦秸垛上,平心静气地看着,数着,尤其是看到十轮大解放军车和高射炮,常常使我们高兴地乱喊乱叫。等这一拨解放军走远了,我们就像泄了气的皮球,开始无精打采。我们在心里渴望着期盼着下一拨解放军的到来。解放军实在来不了,我们一帮小伙伴就把自己扮演成解放军,在院子里走路、吹号、喊口号。还嫌不过瘾,我们就分成两拨玩打仗。






有一天我们正在一起玩打仗,忽然有一小伙伴跑过来报告,说从东北电台的方向走过来一支队伍,有好几百人,不像是解放军。我赶紧向伙伴们发出指令,马上各就各位。于是,我们齐刷刷地跑到村边,或隐在麦秸垛后边,或趴在墙头上,瞪大眼睛观察这支神秘的队伍。这支队伍确实不是解放军,他们既没有穿着绿军装,也没有统一穿着同一颜色的工装。这些人是干什么的呢?我们带着一脸的疑惑看着他们走进我们的村子。他们来到场院,自动分成几个圈,有的坐在地上,有的坐在行李上。几个领导模样的人聚在一起嘀咕了一阵,其中有个高个子向我们隐蔽的方向招了招手,喊道:“别藏了,小朋友!请你们过来一下。”我们没有想到事情这么突然,伙伴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面面相觑,谁也不敢自告奋勇地走过去。见我们没有动静,高个子又喊道:“你们谁是头啊?让他过来。”没办法,我只好硬着头皮从墙头的豁口走出去。离高个子还差四五米,我停住了脚步,双眼注视着他不说话。高个子问:“你是他们的头?”“喔。”“你能告诉我,你们村的村干部在哪里吗?”“你问哪个村干部?书记、队长、还是贫协主席?”“都可以。”“贫协主席可以吗?”我这时多了个心眼,我知道我父亲在村里担任的就是这个职务。如果他们想找我父亲,我当然知道父亲在哪里。那样,我就可以从父亲的嘴里尽早知道这些人是干什么的。“当然可以。如果没猜错,你父亲就是贫协主席吧?”“你怎么知道?”我感到很惊奇。“我小时候也是孩子头啊。”“那你爸爸是贫协主席吗?”“差不多,不过那时候叫农会主任。”大个子的几句话使我感到很亲切,我欢快地对他说:“你等着,我这就给你找我爸爸去。”






等我找到父亲的时候,他们村干部已经接到上级的通知,说最近要有几批学生和机关干部要到农村参观、学习,其主要目的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在农村这个广阔天地里,将会大有作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始于1968年下半年,那时我刚出生不久,等我对知青有点印象时,老三届早已经奔赴全国各地了。我这里说的当然是指城里的应届高中、初中毕业生。至于农村学生,本来就出生在农村,学习完了正好回村务农。这次来的神秘队伍,是从十五所中学抽出来的学生,他们到农村野营拉练的目的就是为不久到农村插队做心理准备,那个高个子是他们的军代表,在部队里是个连长。父亲找人给准知青们送去了开水,村支书则就最高指示与生产实践给学生们生动地讲了一大通。我当时不知道其个中的奥妙,只是看到学生们不停地鼓掌喊口号,那情形很是振奋人心。简单地休整了两个小时,这支充满半军事化色彩的队伍在一阵集合号的声音中重新列好队伍,然后高声唱着革命歌曲向下一个目标进发。这就是我最早看到的知青。很朦胧,几乎没有留下任何深刻的记忆。





女知青来到我们家的时候,是在下午的四点多钟,当时我正在别的伙伴家玩。由于事先知道今天家里要来三个女知青,我便玩一会儿就回家看看。等我真正见到她们,她们已然将被褥、脸盆和镜子摆放好。三个女知青分别叫苗苗、张英和罗云娜。苗苗比较清秀,张英矮胖,罗云娜高高大大。我进得门来见的第一人是苗苗,她正拿着扫帚扫院子。张英在屋里搓洗着毛巾,显然是刚干完活。不同的是,她用的不是普通的胰子,而是香皂,那玩意儿散发出的气味非常好闻,以至让人觉得只有女人——像女知青这样的女人才配散发得出来。罗云娜没在屋,她去村中的井台打水去了。本来,在她们来之前,我父亲已将缸里的水挑满。即便刚才用过一些,也足够明天用。从小在城市里生活,喝自来水长大的罗云娜觉得自己直接去井里打水一定很好玩,而且借此可以显示她的身强体壮,硬要去试试。我父亲说,你去了也白去,你不可能会把水打上来。罗云娜不服气,说大叔你别小瞧人,你看我行不行。那一年我父母年龄还不到三十岁,虽然他们已经有了我们兄妹三个孩子,但让女知青叫大叔大婶多少还是有点难为情。但话已然出口,从此所有来的知青就都这样称呼了。






按往常,父亲到井台挑水从去到回也就七八分钟。可是罗云娜去了足足有二十分钟也不见动静。我母亲就提醒我父亲说你到井台看看,一个姑娘家初来乍到,别在出点什么事。我理解母亲说的话。井台那地方可不是什么人都能去的。像我们这帮五六岁的小屁孩,如果没有大人跟着,不要说走到井台上,就是从那里路过都不可以。井台有一眼井,两个口,分别用两个石盘罩在上边。我们这里的井水水位高,根本用不着辘轳。村民们到这里打水,很少有人用绳子,一般是将水桶的铁梁挂在扁担钩上,桶下去时稍微倾斜一些,水就会从边上进入,然后猛地将扁担钩往上一提,一桶水就算打上来了。这打水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打我记事时起,我就发现村里有相当多的人并不精于此道。几乎每天,我都能看见有人在用铁爪在井里打捞水桶。每当这个时候,就有人开始说风凉话,意思是你裤裆里长那个家伙没有,如果长了,怎么连个水桶都挂不住。如果长了不管用,晚上在跟婆娘干事时最好用他的那个。夏天时,男人们最爱到井台聚会,足足地打上两桶水,将身子脱得一丝不挂,举起水桶,从头到脚痛快地一浇,什么暑热都不存在了。更多的男人则趁这个闲暇,互相说一些黄笑话,几阵笑声过后,便把一天的劳累抛在了脑后。可以说,村里的井台就是分开成年人和未成年人的标志。


罗云娜这一年整十八。她们家三个孩子,他哥哥已经在几年前去了北大荒。这次如果她不到郊区插队,过两年她弟弟高中毕业也得插队。罗云娜插队的原因很复杂,主要有两点,一个是给弟弟留城里创造条件,另一个是她身体棒,她喜欢跟一帮学生到处闯荡。几年前她哥哥到北大荒插队,到火车站送行时,很多人都哭了,只有她冲着哥哥大笑说,你放心地去吧,不等你把大豆高粱种熟,我就会迎头赶上的。还有一个,是罗云娜个人的秘密,她跟谁都没有说,她心里一直暗恋他们的班长高连升。


我跟父亲到井台找罗云娜。离井台还有二十几米时,我们就看见五六个学生模样的人大家头挨头地趴在井台口,他们嘴里在不停地喊叫着在这边在那边。一听那声音,就知道罗云娜把水桶掉井里了。父亲走过去,分开人群,从一个男生手里接过铁爪绳,他冲着满脸通红的罗云娜问,大概是在哪个位置掉下去的?罗云娜支吾着说,下边黑咕隆咚的我也没看清。我们已经捞半天了。我父亲问,碰到没有?罗云娜说好像钩住过什么,但半天揪不上来,就放弃了。父亲说,别着急,干这活得有耐心,还得有经验。你们先回去吧,一会儿我就能捞上来。一个男生说,大叔我们没事,还是帮帮您,您这经验我们得好好学学,要不下次水桶又掉进去,我们还是不知道怎么捞!


父亲没有说话,他将铁爪猛地向一个角落抛去。接着,他的手将绳子左右拉动四五次,只见那绳子突然就绷直了。父亲轻松地说了声,钩上了,便随手将绳头交给了一男生。男生不敢怠慢,用足力气,很快就将水桶提了上来。水桶里的水清洌洌的,知青们兴奋地用手捧着喝了几口,说这水真甜啊!


多年以后,当我问起父亲怎么就知道水桶在那个角落里时,父亲不好意思地说,蒙的。





建国后我们国家人与人之间有三大差别:即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体差别。对于城乡差别,直接的标志是农业和非农业户口。这些差别,对于当时才六七岁的我还不能十分理解。等我上小学时,每到交学费,老师总会强调一句“居民两块,农民一块五”。这时在我的幼小心灵里便扎下了农民比居民低贱五毛钱的烙印。我对城乡差别的直接印象不是户口,也不是居住地,而是源于三个女知青到我家居住后的第一天早晨刷牙。






在我所居住的农村,离北京天安门不过二十公里的北京郊区,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是很少有人早晨刷牙的。我记得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在牛场工作的老工人,自从他跟我们村上一个老女人结婚后,每天早晨就会听见他站在村当中有恃无恐地清嗓子。他先是喝一杯凉水,然后用竹制的刮板刮舌苔,刮后便不断地往外吐痰,直到什么都吐不出来为止。想来他是得的呼吸系统的病吧。等他十几年死后,我才想起我当初为什么不提醒他每日刷牙呢?


农村人不刷牙,就不知道牙刷是何物,更不会知道牙膏是什么味道。三个女知青到我家后的第一个早晨,我发现她们三人走到院子中央,每个人打一盆凉水,水里浸泡着毛巾。在洗脸之前,他们先往搪瓷缸子里倒上温水,喝上一大口在嘴里胡噜胡噜,漱上一通马上吐出来,然后将一香蕉大小的圆圆的软包装瓶盖打开,用手一挤,一注白色黏稠的液体便滴在一精巧的毛刷上。接着,她们将毛刷送进嘴里,手在不停地上下抽缩,随着抽缩,一汩汩白色的泡沫瞬间从她们的嘴里流出,那样子很吓人,但味道却很清香。我倚在堂屋门后仔细地窥探着,紧张地连大气都不敢出。以前,我只看到猪生病死了的时候,嘴里是吐白沫的。现在,面对眼前发生的一切,我真的有点看呆了。


“有什么好看的!”父亲的一声顿喝吓了我一跳。


“您看,您快看呀!她们嘴里在吐白沫子啊!”我惊叫着,用手指指给父亲看。


“哦,她们是在刷牙。”对于我的惊奇,父亲显得很平静。


“因为我们不经常吃肉。城里人老吃肉,火大,就得刷牙。”父亲很认真地告诉我。我的眼前当即浮现出城里人在一起吃肉的情形。从那以后,我开始知道城里人和农村人的最大区别就是能否经常吃肉。这种思维几乎影响了我的整个童年。


我和父亲的对话,显然隐约被三个女知青听到了。罗云娜回过头来冲我做着鬼脸,大声说:“我们城里人也不经常吃肉,刷牙是卫生习惯。”


卫生习惯?什么叫卫生?什么叫习惯?这两个名词对于当时只有五六岁的我根本听不明白,我只相信父亲的话。于是我回答:“你骗人!刷牙就是因为城里人经常吃肉!”


我的回答让三个女知青笑得把满嘴的白沫子都喷了出去。父亲有些尴尬地喝道:“别乱说,到一边玩去!”


从那以后,我每天都有意无意地看一会女知青刷牙的姿势。有时偶尔到她们的宿舍串门,我的眼睛也总是情不自禁地往放牙膏的柜子上多看几眼。






一个月后,三个女知青相继把用过的牙膏皮送给了我。我把牙膏皮拿给小朋友们去炫耀。我问他们:“你们知道这叫什么吗?”


“不对!这是牙膏,是城里人刷牙用的。”我当即进行了纠正,语气中带有一丝得意。


“你又不是城里人,你怎么知道这叫牙膏。你看到城里人刷牙啦?”小朋友有些不服气。


“对呀,我们家住的三个女知青,她们每天早晨都刷牙,先从这管里挤出牙膏,然后——我还是给你们表演一下吧。”说着,我从柴火堆里找来一根木棍,将牙膏反复挤压,挤出鸟屎大小的两滴抹在棍尖上,拿到每个人的面前,说你们闻闻,看香不香?


小伙伴们的热情被这牙膏的味道激活了。他们都抢着闻了一通,觉得味道确实很特殊。这时,有人提议说,咱们也学着城里人的样子刷一次牙吧。我说不行,坚决不行,我们没有牙刷。有人说没牙刷就用木棍蘸点尝尝得了。这个建议马上得到小朋友的赞同。于是,我们每人都用木棍蘸着牙膏尝了一遍。由于没有水,嘴里是不可能吐出白沫的。尽管如此,大家都很喜悦,仿佛做了一次城里人。









知青,顾名思义,就是指有知识的青年。到北京郊区插队的知青,大都是高中毕业,也有少部分初中毕业。来到农村,他们除生活方式和当地人有明显的区别,在知识上似乎没什么两样。在以粮为纲、政治挂帅的时代,农村并不需要多么有知识的人。按毛主席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并不是来传播知识的,主要任务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按理论词语讲,就是要实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首先是政治的合格。






我父亲被安排负责知青的生产和生活。这样村里的十几个知青便经常到我们家串门。偶尔也有邻村的知青来找罗云娜他们来玩的。我印象里罗云娜交际十分广泛,不光是他们中学的,也有别的中学的。各村里的知青点都有那么一两个核心人物,他们的绰号也怪怪的。有的叫秃子、奔儿头、雷子,也有的叫座山雕、蝴蝶迷,还有的叫小林彪、张铁生的。我们村的女核心人物是罗云娜,知青们私下里叫她老娜。我父母管家里的三个知青分别叫小罗、小张、小苗,我则叫她们小罗姐、小张姐、小苗姐。


村上的大队部设在村西大庙的后院,前院是小学校。大队组织社员大会,就通过高音大喇叭广播通知。在村里,你有没有地位,不看你吃什么穿什么,那要看你能否在大喇叭里会说话,会经常说话。我们家在村里是独门独姓,没有什么直系亲属。我父亲兄妹二人,姑姑很早远嫁到北京北郊一个偏僻的村庄,交通不是很方便,三两年也难得回来一趟。父亲高小毕业后已经十六七岁,他身单体薄,不会干农业活,村上领导就让他和一老头开了个杂货店。父亲对这份差事很满意,但怎么干都赔钱。究其原因,那时的老百姓穷,人们买不起东西,大部分人家还常年赊账。父亲脸薄,也不催着要,几年下来赔个底儿掉。这样,村上就下决心把杂货店给关了。


那一年应该是1964年,“四清”运动前夕。


我父亲是个喜欢或者说是热衷政治运动的人。通过政治,他可以在运动中找到依靠,可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这跟《平凡的世界》里的村支委孙玉厚很相像。村上的人说到历史,常把村上的四大政治金刚提出来以为谈资。父亲喜欢京剧、评剧,他爱唱,也能自己模仿着编些小戏,按今天的说法叫小品似乎更准确些。父亲演的戏中角色,很少是主要人物,往往是些小角色,如评剧《刘文学》中的地主王荣学,革命样板戏《沙家浜》中的刁小三,以及自编自导的戏剧小品《变迁》中的坏分子黑七等等。或许是他演的黑七在当地太有影响了,至今50岁以上的人提到父亲还在议论他当年的黑七演得好。






父亲第一次召开知青会议地点在知青点食堂。知青点的食堂跟小学校食堂合用。小学校食堂只有四五个老师在这里吃饭。负责做饭的是一个50多岁的陈姓妇女,我管她叫大姑。父亲讲话从来不用讲话稿,出口成章,如果在村上的大喇叭里做什么政治宣传,说上一两个小时也不在话下。我觉得他的口才与他天生的艺术天赋有关。至于父亲讲的话知青们能听进去多少,恐怕他自己也不清楚。


知青到村上插队,我最高兴的是每天放学回家,院子里总有人进进出出,这比以前要热闹多了。在70年代,人口是很难流动的,村里根本看不到外地人。等到了70年代末,随着居住在电台的正骨大师罗有明的名声一天天远播,从全国各地陆陆续续来了一些病人,开始在村上租房,才真正地有了人口的流动。我喜欢和知青在一起,尽管我是个小孩儿,可他们都愿意抱抱我,或者给我一些零食、玩具玩。父亲如果想找哪个知青说事,他就打发我到知青点去叫。


然而,不曾想到的是,在知青来村上的第二年春天,我跟罗云娜发生了一次冲突。那是一个傍晚,罗云娜收工回来,洗漱完毕后,她独自一人去了知青点。我看见她从自己的小柜里取出两个鸡蛋,放在一个白色的茶缸里。她装作没事人似的走出家门,我尾随其后,跟着她一路走去。到了知青点门口,她没有进屋,而是咳嗽了两声,才向食堂走去。过了十几分钟,她和高连升一人盛了一碗热汤面出来,边走边聊,显得很亲近。我当时不知怎样想的,竟然突然跑过去,对着他们两个人喊,你们不要脸!喊完,我就挠丫子往家里跑。






我以为,这本来是一场无中生有的闹剧,哪知那一句话却惹了大事。罗云娜半小时以后回来,她几下就把被褥收拾好,她对我妈说她要到知青点去住。我妈看她一脸的愠色,感到不妙,就问苗苗和张英是怎么回事,苗苗她们说也不知道为什么。见这个情形,我只能忐忑地躲在门后发呆。晚上八点多钟,父亲回来了。母亲把罗云娜搬家的事告诉了他,她以为父亲听后会感到惊讶,甚至会发脾气。想不到父亲只说了句,搬就搬吧。半夜,等我和哥哥睡着后,父亲悄悄地对母亲说,罗云娜怀孕了。母亲听后,顿时被惊住了,在那个年代,一个姑娘家未婚先孕,这跟耍流氓没什么两样,用当时的术语叫生活作风有问题,这可是天大的事。母亲问,那男的是谁?父亲说,是高连升。傍晚村里几个领导开会,考虑将这事上报公社知青办。结果让父亲给拦了下来。父亲说,这事要是捅到上边去,不光村里要挨批评,重要的是以后罗云娜的日子就没法过了。他提出他要偷偷地把这事压下来,想个周全的法子。母亲说,你想怎么办?父亲说,对外就说罗云娜和咱们孩子吵架了,她一生气搬走了,甚至扬言要回城里。这样,找个远点的医院,让她把孩子打了,过一阵再回来。父亲还告诉母亲,他找高连升谈了,那小子好汉做事好汉当,当场拿出100块钱算作医药费。并且答应陪罗云娜到医院去做人流。我在被窝里听到父母的对话,感到人工流产这几个字又神秘又挺害怕的。还好,父亲并不知道我曾对高连升、罗云娜说过的话,他要知道,说不定会表扬我呢!我是在无意帮他们做了工作了。





高连升在北京城里上中学的时候,当过班长,后来由于家里成分高,他的班长就被撸了。等他到我们村上插队时,同学们还爱班长班长地叫他。见大家都这么称呼他,我父亲及村上的人也这么称呼他。高连升年龄似乎比别的同学要大上一年半载的,在干活的时候,从来不惜力。为此,父亲让他当知青组长。






我记事时,印象中村中央有个篮球场。每当下午收工后,村上的小伙子们就来这里打球。在知青没来之前,村里的小伙子自发组成一支篮球队,常和邻村的几个球队打。偶尔也和附近电台的解放军打,互有胜负。自从知青来了以后,村上便自动形成了知青队和村上队,他们几乎每天都要打两个多小时。在那个缺少文化活动的年代,这几乎成了村上人最大的乐趣。村上的人当中,有我熟悉的几个大哥,如陈炳忠、赵文明等三四个人,打得还是不错的。而要说真打得特棒的,那还得说是高连升。高连升个头能有一米八五,身材矫健,突击能力强,三步跨栏几乎成了示范表演,并且他还善于远投,防不胜防,只要有他在,不论是村上的篮球队,还是附近村上的篮球队,包括电台里的解放军,休想赢他们。


高连升身体好,讲义气,自然在他周围有一帮小兄弟,也包括有许多女生明里暗里喜欢他。父亲说,高连升的名气在公社的知青里大着呢,他外出到别的村办事,但凡遇到知青,他们都打听高连升的情况。听知青点一个叫小林彪的知青说,在上中学时,一次他们一帮人到北海滑冰,其中一个同学不小心,把别的学校的一个女同学给撞倒了。那个女同学的男同学不干,非要让他们班的那个同学给那女生跪下赔礼道歉,否则就把男同学暴打一通。那天正巧高连升来晚了,正当大家束手无策时,高连升背着自制的冰车,手里握着两把冰锥赶到了。他分开众人,问清情况后,他冲对方一个挑头的同学说,你们要干什么,想打架吗?我跟你们来,是群打还是单挑?对方仗着人多,那个挑头的问高连升,你想怎么单挑?高连升说,我这有两把冰锥,我给你一把,咱们在冰上打,今天当着所有的同学,让大家作证,不论谁把谁扎伤还是扎死,对方都不承担任何责任,你敢不敢挑战?说着,高连升将一把冰锥扔给了对方,他一闪身,将军大衣脱下扔在冰上,手举冰锥,冲对方喊道,有种的你就上来,谁要是躲,谁她妈不是亲娘养的!对方见高连升如此气势汹涌,吓得将手里的冰锥扔在地上,扑通一声跪在冰上说,大哥,我服了!从今以后,这一片你是老大!


高连升的传奇还有很多。有人说,他双脚一跺,能瞬间飞到房上去。我没有亲眼看到他跺脚上房,但确实看过他轻松上墙头的动作,这想必与他个子高好运动有关。不过,在我童年的时候,我的确是把高连升看作是大英雄的。上小学时,老师给我们讲梅花党、叶飞三下江南,我猜测,高连升和叶飞差不多吧。


然而,令人想不到的是,1973年5月间,村里突然传来一个消息,说高连升死了,是在香山跳山崖死的。村里笼罩在一片恐怖当中。几天后,市公安局来人,到村里调查高连升的有关情况。父亲一五一十地全向警察做了交代,父亲说,高连升是个好知青,在当地知青中威信很高,在村里表现也相当得好。当然,父亲没有和警察说他和罗云娜的事。警察不解地看着我父亲,那意思是你把这个人说成花似的,他事实上可不是这样的。警察告诉我父亲,高连升是知青中的黑社会老大,他中学时在东城就是个人物,一呼百应。他这次是参与了一场知青械斗。






原来,东城的这批知青,有相当一部分插队到我们这个公社,也有的到朝阳区的南磨房、高碑店、太阳宫公社插队。其中有个在高碑店插队的兄弟,在回城探亲时,得知他在海淀插队的弟弟被当地知青打了,他去了海淀找那几个打人的知青,结果话不投机,叫人把脑袋给开了花。他气不过,悄悄到我们村上找高连升,添油加醋地说海淀知青扬言要把东城知青灭了。高连升本来就看重江湖义气,他哪容海淀知青这么嚣张,发了一道密令,唤上二十几个知青就偷偷去了香山。双方约定茬架的这一天,在一片没人注意的山坡上,本来说好双方各来20人,哪料海淀知青一下来了50多人。如果这时高连升要是认怂了,这事也就过去了。可高连升不信这个邪,他挥舞着一把小铁锹,直冲向对方的人群。高连升仗着身体矫健,出手狠,一开始接连干倒了好几个,本以为像以往似的可以镇住对方。可这次他失算了,对方的一个亡命徒,从怀里掏出自制的小火枪趁高连升一个没注意,照他面门就是一枪,那火药顷刻间炸在高连升的脸上,在他用双手抹脸的当口,几个凶手上前就给高连升的身上捅了几刀。这时,跟高连升来的20个兄弟,见阵势不妙,纷纷四下逃跑。高连升知道自己活不了了,索性踉跄着走到悬崖,纵身跳了下去。据说,高连升的这个壮举,把当时在场的所有知青都镇住了,他们还没有见过这么勇敢的人。


高连升出殡那天,按上级有关部门要求,原则上不让去。可知青们还是去了,连村上的一些青壮年也去了。当然,罗云娜他们知青点的人全去了。我父亲在家里也不由伤心哭泣了好长时间。据去香山墓地的人回来说,高连升确实是个英雄,那天去为他送行的有上千个知青。北京城哪个区的都有。





老费到我们村上插队,是在1976年唐山地震后。那一年,国家出的事情实在是多。由于地震的原因,不论是村里的农民还是知青,人们都住地震棚里。等到了冬天,地震棚实在冻得不行,我母亲就壮着胆子让我们全家搬到屋里住。知青点的十几个知青胆更大,他们只在外边住一个多月就搬回屋里住了。这时的我们家,已经没有知青居住了。苗苗通过她当木材厂厂长的爸爸托关系,已经回到城里。张英则帮着村上的大姑负责给知青做饭。罗云娜自从高连升死后,她的神情越来越恍惚,有时出工,有时就在屋里发呆。父亲对知青说,谁也不要刺激罗云娜,她离精神分裂症就差一步,谁要是把她招病了,你就得管她一辈子。






老费本名叫费万亮。他年龄并不大,只因为他的前额有半寸的谢顶,人们就给他起个外号叫老费。老费刚来的时候住知青点,不知什么原因,罗云娜见到他总叫他高连升。老费开始不知道怎么回事,等他打听清楚了,他就找我父亲说他不想住知青点了。他害怕罗云娜。


我父亲不怕罗云娜。他认为罗云娜一天到晚装得神经兮兮,与她一门心思想回城有关系。父亲明确地告诉罗云娜,她要回城,得有政策,要不就得等城里的招工指标。最近几年,上边先后几次给了几个招工指标,结果都被村干部的子女给占用了。个别的知青,如苗苗那样的,家里得有特殊关系。即使这样,也要搭船外加一个指标给村上。我和我哥哥当时年龄尚小,远够不上招工年龄,如果够,恐怕也会搭上进城的指标的。


罗云娜知道自己回城无望,就在村上有一搭无一搭地对付晃着。她相信,总有一天中央会有政策让知青回城的。


老费的家庭条件很差,父亲是一工厂看澡堂的,母亲瘫痪在家。他还有个弟弟和妹妹,一个在街道纸盒厂,另一个在上中学。本来,老费是可以报名去当兵的,可他父亲不同意,生怕家里发生什么事没有个好帮手。老费每个月都回城里去看看,走时就带点农村的大米和胡萝卜等新鲜蔬菜。回来呢,一般都是带他父亲省下来的白线手套,有时也炸一罐头瓶辣酱带回来。老费不在知青点住,我父亲就和我母亲商量让他在我们家的厢房住。我们开始以为老费人老实,时间长了,就发现他的手粘,有偷摸的坏习惯。老费最爱偷的就是老乡家的鸡。农家养鸡都是散养的,有些鸡即使天黑也不钻到鸡窝里,常常是落在树上过夜。这给老费提供了方便,他经常半夜起来到树上去偷老乡的鸡吃。时间长了,人们都知道老费是偷鸡贼。






父亲曾亲眼看到老费半夜提着一只芦花鸡回来。父亲说,你这毛病可不好,你如果再让我看见,我就把你送到派出所去。父亲后来直接对老费说,知道的是你偷的鸡,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我让你偷的呢。老费后来学油了,他把偷来的鸡带到村外树林里,天黑时用火烤着吃。冬天的时候,他把鸡弄死后冻在一个化肥口袋里,然后偷偷地带到城里家。父母问他怎么经常往家里带鸡,他就说他常给村上人家干活,老乡特意给他的。平心而论,老费前后在我们家住的三年时间里,他到各处偷的鸡少说也得有几十只,我必须说明,我们家一只一口也没有吃到过。母亲说,那伤天害理的事我们一点毛都不能粘。


1978年年底,知青们四处传说,中央准备下达知青回城的文件了。这一年,我已经上了小学三年级。猛地听到知青要全部返城的消息,我的心里感到非常的苦涩与不安。这七八年来,知青给我的生活带来许多新鲜的东西。最让我不能忘记的,是我们家的几张木床全是几个男知青利用业余时间给我们打的。70年代初,在北京郊区农村家家还都是土炕时,我母亲在村里就率先将土炕拆掉换上木床,这在当时的村上简直是一场革命。有几个七老八十的老太太不止一次地对我母亲说,睡床不如睡炕,要不到我们这个岁数就会腰腿疼。母亲说,人家城里人几十年都睡床,也没怎么样!老人们说,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等着受罪吧。






老费当然也会听到知青返城的消息。或许他太激动了,便干出了出格的事。我们村子的东北、西北和西南三个方向分别有三个电台,这三个电台之间地上有电网联系,地下有缆线联络。这缆线分两层,外面的是钢铁结构,里边的是铜线,我们形象地管这叫铜包钢,当地人都知道这个秘密。多少年来,不管是埋在地下的,还是露在河床外边的,村里人都自觉地加以保护,没人动心思从那物件上去发财。可老费不同,他想偷一些去卖钱。我们也不是一点没卖过电缆,那都是捡施工后扔在路边的下脚料。而老费呢,他胆儿贼大,竟敢在一个深夜,将电台的一捆200米的电缆用刀割成数段,将里边的铜丝泡上腌菜的咸汤做旧后到废品收购站去卖,结果被人家给举报了。


警察抓老费的时候,他还在我家的厢房里呼呼大睡。当他发现警察站立在身边时,吓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警察问我父亲,老费偷电缆的事你知道不知道?我父亲说,他在我家里住,具体他晚上出去干什么,我哪里知道。警察和父亲是熟人,十分相信父亲的话。他对父亲说,这个人我们带走了,具体定什么罪,得过几天才会知道。临上警车时,老费冲我父亲喊,大叔,我家里如果有人来找我,您可千万不要告诉他们实情啊!我父亲冲他挥挥手说,去吧去吧,到里边好好接受改造!






半个月后,公安局在村上开了一个公审大会。按照法律相关规定,决定判处老费三年徒刑。那天,公社几十个村的干部、知青代表和村里的大人小孩都围在场院当中,看着130汽车上双手倒背弯腰低头的老费的倒霉相,我的鼻子一酸,眼泪差点流下来,这就是跟我们家朝夕相处的费子哥吗?我那时还想不到贫穷对一个人有多么大的摧残!面对着几百个围观的干部和群众,身为贫协主席的父亲举起手臂奋力地高呼:向一切破坏公共财物的行为做斗争!坚决打击挖社会主义墙角的坏分子!随着父亲的领喊,围观的干部群众也齐声响应,那激昂的声音在辽阔的京郊平原远远地回荡。


三年后,也就是1981年,当老费刑满回到村上的时候,知青点随着知青们的纷纷回城已经不复存在了。老费到我家见到我父母,告诉已经担任生产队长的我父亲,说他也准备回城了。父亲问他,城里有工作吗?老费说,我这样的人谁要呢!父亲说,你在城里要是实在找不到工作,就还回到村上来,乡亲们不会落井下石不要你的。老费听到这话,双腿一软就给我父亲跪下了,哭着说,过去都是我不好,我对不起乡亲们!母亲听罢,说,孩子别这样,快起来,今天中午我给你烙饼摊鸡蛋吃。






就这样,老费在我家又住了三天。第四天清晨,老费背着他的行李,告别了我们一家,告别了他曾经生活过三年多的北京郊区农村,向着他的城里老家走去。至于城里的老家接受不接受他,他又经历了哪些,我在这里就不再叙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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